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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器官移植这一年 2587位公民实现器官捐献

核心提示: 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在过去的一

       从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自愿器官捐献成为器官移植使用的唯一渠道。

  在过去的一年里,供体来源的变化并没有使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急剧下滑。截至12月20日,2015年我国共有2587位公民实现器官捐献,今年全年的捐献总量有望达到2600例。

  这个数字是所有从事器官捐献和移植工作的医生、慈善工作者的骄傲,同时也体现了他们在这一年里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最艰辛的一年

  “今年一年我感觉也是自己最艰辛的一年,基本三天一飞机,感觉有点累了。”

  在最近发布的一篇长微博中,无锡市人民医院副院长陈静瑜这样来形容自己现在的工作状态。作为中国肺移植第一人,陈静瑜和他的团队这一年里在各地奔波,只为能获取适合移植的肺源。

  到目前为止,2015年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团队总共完成101例肺移植手术,有望超过去年的104例。虽然在数量上和去年相似,但是这一百多例手术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却比往年多很多。

  陈静瑜在接受健康界采访时谈到,现在获取移植器官的方式和以前完全不同。以前是有预见性的,可以同时安排两到三个移植手术。但是在今年,因为器官来源的变化,经常要在没有任何预兆的情况下去全国各地摘取器官。

中国器官移植这一年 2587位公民实现器官捐献

  因为这些不确定的因素,使器官移植的过程变得比往年更加困难,基本上每做一台手术都需要两到三天的时间进行评估。即使评估后找到合适的肺源,也可能会因为家属意见改变、肺源维护得不好无法使用等原因,让前去取肺的团队成员无功而返。

  而在影响器官移植的诸多因素中,器官的在转运无疑是最让陈静瑜担心的。今年的10月4日,无锡市人民医院的取肺团队从广西获得肺源后连夜赶往广州白云机场。到达机场后,在飞机还没有起飞但是已经错过登机时间的情况下,南航方面以不符合规定为由拒绝让团队成员登机。

  陈静瑜在微博上公布此事后,引起了社会大众和主流媒体的广泛关注。此时再次谈及器官转运的问题时,陈静瑜认为目前各个航空公司对建立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都非常支持,但缺少的是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定。“希望能把规范制定下来,今后在器官转运的绿色通道不应该是个例,而是要按照流程执行。”

  作为第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陈静瑜曾经多次提交器官转运绿色通道的提案。“希望这次民航总局和国家卫生行政部门能够把具体的流程细则落实下来,不要总停留在调研阶段。”

  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扬眉吐气的一年

  “Small but significant step”,这是在今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ISHLT)年会上,国际社会对无锡市人民医院肺移植的现状的评价。

  2015年,中国全年器官捐献总量距离排名世界第二的巴西已经十分接近。更重要的是,由于供体来源的变化,这样的成绩如同人类登上月球一样,小小的一步却代表了中国器官移植领域一个巨大的跨越。

陈静瑜不无自豪地说,这一年是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扬眉吐气的一年,“中国的器官移植完全和国际上接轨。获取供体的方式是非常人道的,做的是和国外一样的救命的事业。”

  因为某些客观原因,中国器官移植医生所面临的手术难度往往远大于国外。国外器官转运的机制比较成熟,一个国家根据行政区域划分为不同的片区,在区域内的协调工作做得很好。以慈善的方式,商务飞机参与到转用的过程中,使得器官转运基本可以在一两个小时内完成。

  在国内,器官的长距离转运仍然是通过民航,再加上地域广阔,器官的运送时间都在六七个小时以上。10月4日那次的转运时间甚至达到九个半小时,这也使移植的难度大大增加。

  陈静瑜表示,国际上器官捐献一般在48小时内完成,而在我国则需要一周左右,这是因为很多患者家属不认可脑死亡。虽然从医学角度上已经诊断脑死亡,但是家属依然要求反复抢救。“我们获取的肺源许多情况下都是长期气管插管后肺部感染,我们要用或多或少有些感染的肺源去拯救濒危的病人,围手术期的管理难度可想而知。这也是今后对我们的巨大挑战。”

器官捐献正像献血一样慢慢被人接受

  除了器官移植医生,在2015年还有一个群体的工作内容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钱公淘就是这个人群中的一员。

  钱公淘在无锡市人民医院医务处工作,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江苏省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从2011年起,钱公淘因为机缘巧合开始了这份“兼职”。回忆起过去这一年,他感觉到变化最大的是器官捐献变得更透明了,有更多的案例可以用来宣传,“就像无偿献血一样,(器官捐献)也慢慢开始被人接受。”

  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之后,钱公淘的工作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15年之前,他们都是坐在办公室里等法院的通知。现在,钱公淘每周都要花一两天的时间,去市里各个医院与医生沟通,进行器官捐献的定点宣传并寻找潜在的捐献者。

  作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与家属沟通是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部分。钱公淘通常是以红十字会协调员的身份和家属见面,了解患者的病情。如果确实没有救治的希望,就以宣传国家政策作为切入点,希望患者家属可以考虑器官捐赠。

  在无锡,钱公淘每个月大概会接触到15名这样的患者,而最终同意捐献器官的平均下来只有一个。拒绝的原因主要是患者家属受到传统观念的束缚,希望可以保留全尸。

  钱公淘告诉记者,包括他在内办公室里有几名同事已经签了器官捐献协议,而他们也不会因为目睹了摘取器官的过程而感到恐惧。因为作为一名协调员,他知道医生会把手术的每个细节都处理得很到位,患者也会完全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中国器官移植这一年 2587位公民实现器官捐献

(医生与红十字会工作人员向捐献者遗体默哀致敬)

  器官捐献的整个过程协调员都会参与其中,从最开始与家属沟通,到摘取器官时的见证工作,再到对捐献者的缅怀和救助。钱公淘认为器官捐献协调员在劝说别人做好事的同时,自己也做了一件好事,“每次和家属谈的时候,都想着排在后面(等待移植)的两三百条人名。除了器官移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努力去谈,能成功一例是一例。”

  器官捐献补偿机制仍在不断探索

  在实际的工作中,对捐献者的补偿和救助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过钱公淘在和患者家属接触的时候并不会把经济补偿放在第一位,而是要先说明器官捐献的无偿原则。“直接谈钱的话,感觉像是一次买卖。而且,最后同意捐献的往往也不是为了经济补偿。一般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谈到器官捐献是一件好事。对于做好事的人,社会也会有各种形式的补偿和回报。”

  目前对于器官捐献的经济补偿主要来源于红十字会和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除此以外,器官捐献协调员和医院也会动用自身的资源,尽量为捐献者解决一些实际的困难,比如孩子上学、找工作的问题。

  虽然各个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但是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对于器官捐献的补偿机制仍然处于探索阶段。这将在某些方面制约国内器官捐献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另一方面,器官移植的受者同样也要面对很大的经济压力。陈静瑜表示,现在器官移植的费用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报销。而类似尘肺病这样的疾病,在进行器官移植后生存率很高。但就是因为经济上的原因,很多患者都没有办法做移植手术。

  谈到对未来的期望,陈静瑜觉得应该让更多的组织和个人,包括政府、红十字会和国内的慈善公益组织一起参与到器官捐献的工作中来,提高各个部门“协同作战”的能力。

  2015年很快就会过去,对于中国的器官移植工作者来说,这是从量变到质变的一年。虽然步履可能有些蹒跚,但中国的器官捐献和移植事业依然在这一年里走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

  在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上,国家卫生计生委医改医管局副局长郭燕红表示,截至12月20日,2015年我国共有2587位公民实现器官捐献,今年全年的捐献总量有望达到26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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